禁酒令和葡萄酒的最黑暗时刻

当你想到以砖的形式运输的非法物质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不是酒。不，盒装葡萄酒不算。然而，在禁酒令时期，饮酒者绕过了禁酒的法律，他们把葡萄浓缩液溶解在水中，然后发酵成葡萄酒。

当然，尽责的葡萄砖制造商不想助长不良行为，他们负责任地警告买家，“在一加仑水溶解葡萄砖后，不要把液体放在罐子里，在橱柜里存放20天，因为那样它就会变成酒。”Vino Sano葡萄砖的制造商甚至尽责地指出，不小心使用葡萄砖会产生什么味道:勃艮第、雪利酒、波特酒、红葡萄酒、雷司令等。

我从未试过用葡萄砖酿制的葡萄酒，但我想《葡萄酒观察家》(wine Spectator)会把它评价为介于醋和监狱酒之间，这种酒是用密封塑料袋将葡萄汁和番茄酱包混合在一起，放在散热器上发酵而成。

当然，监狱似乎是不负责任的葡萄砖酒商的合适落脚点，但葡萄砖实际上是一种规避限制性法律的安全方式。禁令立法的漏洞允许家庭每年生产200加仑发酵果汁供家庭消费。只要酒不流出家门，饮酒者就在法律范围内安全。葡萄砖公司Grape - glo提醒客户，用砖酿制的葡萄酒“在家里完全合法，但不能运输。”

在禁酒令时期，大多数酿酒都发生在家乡，通常来自南欧和东欧国家的酿酒传统很强的家庭。知名的私酒制造者大多避免销售葡萄酒，而青睐利润更高的蒸馏酒。据介绍，一夸脱50度杜松子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6瓶葡萄酒，而且运输更方便最后的电话丹尼尔·奥克伦特的《禁酒令史》。当然，每年200加仑的法定限额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剩余的空间，可以卖给朋友和邻居，帮助我们美国的葡萄酒消费量从1917年的每年7000万加仑增加到1925年的1.5亿加仑，增长了一倍多。

葡萄酒对葡萄种植者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种植葡萄是完全合法的，从加利福尼亚运往东部的货物经常堵塞全国的铁路网，促使一些铁路场的扩张。迫于禁酒主义者的压力，农民们纷纷重新种植葡萄。葡萄园的土地成本从1919年的每英亩约100美元上涨到一年后的每英亩500美元，葡萄价格从1919年的每吨9.50美元飙升到1921年的82美元。1924年，油价飙升至375美元。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意大利社交俱乐部，为了购买用于家庭酿酒的葡萄，派了一个名叫凯撒·蒙达维(Cesare Mondavi)的杂货商去加州寻找合适的葡萄供应。命运向他招手，蒙达维很快放弃了明尼苏达州杂货商的生活，带着年幼的儿子罗伯特举家迁往金州。

不幸的是，酒的禁酒令故事就在这里转了一个熟悉的弯路，就像那个时代的许多酒一样。当时的大多数酒精饮料都很糟糕(“浴缸杜松子酒”一词就说明了一切)，葡萄酒也不例外。包括胡里奥·加洛(Julio Gallo)在内的许多种植者，拔掉了出产仙粉黛(zinfandel)或赛美蓉(semillon)等受人尊敬品种的老葡萄，代之以阿利坎特(alicante bouschet)，在园艺谱系上，许多酒商对这种葡萄的排名略高于豚草。原因是阿利坎特生长量大，表皮坚韧，便于运输。它深色的果肉也可以反复压榨，在加入少量额外的糖和水后，它产出的葡萄酒是其他葡萄的两倍多。

毕生都在掌握难以捉摸的酿酒艺术的酒商们对阿利坎特的入侵收购感到震惊。起初，阿利坎特葡萄的价格很高，但过度种植导致供应超过了对葡萄的巨大需求。如何处理这些多余的葡萄的问题由贸易出版物来解决加州葡萄种植者这有助于推广葡萄番茄酱和葡萄软糖等美食。

到1933年禁酒令被废除时，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加州的葡萄酒行业基本上已经装备好了生产劣质葡萄酒的装备。当蒸馏酒和啤酒等其他酒精饮料在废除禁酒令后开始恢复时，家庭葡萄酒酿造大幅下降，美国人的葡萄酒消费量约为禁酒令前的一半。

也许正是这些糟糕的葡萄酒，促使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美国人的生命中没有第二幕。”菲茨杰拉德或许是爵士乐时代美国最伟大的记录者。花了半个世纪才最终证明他是错的，但美国的葡萄酒消费量在1975年回到了禁酒令前的水平。到那时，加州到处都是重质轻量的葡萄酒商。一年后，臭名昭著的“巴黎的审判”(Judgment of Paris)举行了。在这场比赛中，被低估和被忽视的美国葡萄酒与正宗的法国葡萄酒进行了盲品测试。一种美国葡萄酒获胜，震惊了整个世界，创造了美国饮酒史上最伟大的第二幕之一。